阿联酋华人青少年志愿者为约旦叙利亚难民奉献爱心

孟建柱说：社会上反映比较多的是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影响法制统一，损害司法权威。

第25条规定，相关人员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对获取法院活动信息进行监督。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和拥有者的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目前的官方信息资源管理方式不符合公民知情权的需求。

规范法院、司法部、司法部机构和法官协会组织的权限和程序的立法行为、对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以及法院的其他职权内行为，都属于法院活动。可以说，我国最高法院要求对审判公开的范围、内容、对象、时间、程序、方式等作出的明确规定（《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第17条，法发〔2013〕9号，2013年9月6日），早在俄罗斯这部法律中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其调整对象显然不仅仅是审判公开。二是在实践中，政府机关公开信息的做法违背了信息推定公开原则。媒体作为大众获得信息的媒介和手段，权利得到了特别的尊重。《俄罗斯信息公开法》所称的政府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government bodies and bodies of local self-government）及其附属组织是广义上的政府机关，包括法院和其他拥有法院信息的机关（如为法院服务的司法部、司法部所属机构、法官协会组织），该法当然适用于法院信息公开。

在法院信息公开的效果方面，俄罗斯法院信息公开法实施两年后，俄罗斯学者凯瑟琳·亨德利（Kathryn Hendley）对俄罗斯法院公开法进行了调查[7]。该法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法院信息公开的内容非常广泛。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笼子不能是纸糊的笼子，而一定是坚固的铁笼子。

如何通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中国不能骄傲，还有很多空间等待我们去开拓，比如非洲、东南亚、印度、巴西、俄罗斯，中国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需要继续努力，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第二个减是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包括减少行政审批。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司法改革的领导者必须有强烈的宪法意识和法律精神。

如果公民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表达，一味地把公民的合理诉求当成不稳定的因素，实际是本末倒置。要减少政府的层级，就是减少政府的运营成本，减少企业的赋税。

此外，公权力边界不清晰，有太多的模糊地段，这也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等现象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也属于法治建设需要解决的内容。阳光是反腐的良剂，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要靠体制内的力量，也要靠体制外的力量，媒体的力量，社会的力量2014年的预算报告显示，政府总的支出规模高达20多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量的大约45%。"法定支出"对《预算法》执行造成的巨大冲击，由来已久且不断恶化。

  防火机制 任重道远 尽管各国预算法的结构并不相同，但普遍认为，预算法的结构应依次展开为六个基本模块：（1）阐明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2）确立主要治理角色的权力与责任，（3）界定预算程序（准备-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评估-审计）的运作，（4）规定报告与审计事项，（5）分类与会计标准的规定，（6）对基本专业术语的技术性定义。合理的预算策略本应是政策驱动，现实中盛行的却是收入驱动（热衷花钱而疏于政策导航和可持续）。适当的权力制衡要求权力与责任的合理配置，不仅应及于立法与行政分支之间，亦应及于财政部门与职能（支出）部门之间。鉴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期待修订出一部完美无缺的新法并不现实，这样的预算法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率先步入的是政府的财政战略机遇期：由经济高速增长和政府资源汲取能力共同塑造的财政黄金期。以支出比率测量，政府的财政身价在此期间"暴涨"了50多倍。

越是有钱花的政府，越是难以花人民的钱，少有例外。新《预算法》对低预见性（软肋之八）的回应亦远不充分。

以此相观照，新《预算法》的进步有限而缺陷明显。正因为如此，唯有管住公共资源的获取、分配和使用，才有可能真正约束与引导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的运作，进而才有可能建构起既安全又能动进取的政府，这才是实现中化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最佳保障。历史经验和现实仍在警示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两个基本的直觉理念：与相对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相比，政府花好人民钱的能力弱小得多，少有例外。  大势所趋 历史机遇 现行《预算法》距今20年了。本文将这些底线概括为财政防火墙机制，其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减少预算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滥用权力的机会。如今，放眼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如同中国政府那样"不差钱"。

从当年担忧"两个比重"连年下降，到现在为支出进度和盘大的财政资金存量发愁，对比之鲜明、反差之巨大，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丰富"不仅反映在短暂性（相对于欧美国家）上，更反映在预算治理的边缘性特征上：长期以来，治理者所依赖治理工具不是预算，而是所有权控制、行政规制、发号施令和经济与财政发展计划、文件、会议、发票之类，而日常性的国家治理尤其依赖会议和文件这两大"法宝"。

然而，新《预算法》在这一方面几近失语，不免让人担心：一直强调把权力关于笼子的那个"笼子"结实吗？ 《预算法》的精髓在于界定和规范一种至关紧要的权力--预算权力--的运作，这种权力将国家治理的各种权力、角色和责任联结在一起。预算与政策的直接联结，成为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

基本底线来自基本的直觉理念（共同利益或者基本善），没有人能够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拒斥或反驳这些理念。遗憾的是，对于提高预算治理能力意义重大的这项改革，新《预算法》未置一词。

大量证据（包括审计署历年披露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共资金管理中，各种形式的腐败和寻租以及浪费和低效率，正从各个方面逐步蔓延开来，甚至发展到足以危极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地步。细化预算编制、减少专款、改进地方债务、规定什么（政府采购支出等）要公开、明确预算批复与拨款下达的时间、重新界定预算调整的内容与审批程序以及处罚措施等，都是明显例证。财政防火墙的特殊重要性来自两个方面：既攸关现行预算制度的十个软肋，更攸关权力制约和公共良治之制度建构。多年来，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作用的呼声很高，但在没有一系列嵌入《预算法》的特定保障规则和操作机制，人大在预算过程中的边缘性地位和橡皮图章印象，始终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然而，在财政汲取能力与政府花好人民钱的能力之间，远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这些构成预算授权和限制过度裁量安排的核心要素，正是民主和法治精神在公款管理上的集中体现，也是公民通过代议机构约束与引导政府权力运作、防范权力滥用的关键防火墙。

财政规则上的软肋（之七），虽然很少受到关注，但就中长期的可持续性而言，其特殊重要性勿容置疑。现行预算制度的第四个软肋正好出现在这里：预算与政策的严重脱节。

新《预算法》在这方面有积极表现，主要体现在债务资金用途以及债务限额管理上。很明显，1995年开始实施的现行《预算法》已无力担当重任。

表面上看，新《预算法》增加了关于预算公开的许多具体规定，包括强调政府采购支出和债务的公开。新《预算法》本应创设如下条款：若相关法律的拨款安排与本法发生冲突，以本法为准。其本质是：公款的授权安排究竟应受制于《预算法》还是部门法律？当然应该是前者。不言而喻，这些缺陷无形中弱化了《预算法》的基本防火墙功能。

关于"预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赤字"、"政府债务"等专业术语的严谨和合乎逻辑的定义，对于限制过度裁量与机会主义行为、压缩寻租与舞弊空间、增进透明度和预见性，以及改善预算过程的运作，都极为重要，因而是任何高质量《预算法》的显著标志。客观地讲，新《预算法》在防火墙机制建构上确实有所进步，主要体现在国库经理制、国库存单一账户（TSA）以及原则上取消财政专户的规定上。

试想，没有资源支撑的权力还有多少实质意义与价值呢？又能释放多少能量呢？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今天的政府几乎每件事都离不开花钱。实践表明，预算编制、审查、批复和执行环节，都是滥用权力的高发区。

类似情形也出现在低透明度（软肋之五）上。其他一些辅助性的财政防火墙机制，至少应覆盖财政审计和事前财政规则（如赤字比率）。